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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穿骑手制服,立虚假人设,拍“诉苦”视频,吸引流量后卖课、直播变现……

  【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】虚假短视频为何“紧盯”外卖小哥?

  门槛低、易共情,查办难、处罚轻,专家建议强化协同治理,铲除虚假内容传播土壤

  阅读提示

  短视频平台上,一些营销账号紧盯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虚假摆拍,引发关注。在相关部门及平台的合力打击下,此类虚假视频却屡禁不止。专家认为,查办难、处罚轻是其原因。需要构建“监管-平台-行业-公众”的协同治理体系,同时,短视频平台也需要从内容管理转向生态治理。

  “有些外卖真的不要再吃了,我真的不忍心往你们手里送”“老板用黑乎乎的手抹料”……近日,一名身穿外卖骑手服装的男子在网上吐槽食品安全,该视频被广泛传播。

  据外卖平台通报,自6月中旬起,该男子发布的数十条视频中,都是身穿外卖骑手服装,哭诉自己“凌晨4点送外卖”“每天跑十几个小时外卖”“一个差评一天白干”等悲惨经历。经核实,该博主实际仅送了3天外卖,累计10单。而且该博主拍摄的视频内容,与此前被认定为虚假摆拍账号的内容和风格雷同。

  这些视频是巧合还是有剧本?一些虚假视频为何紧盯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?在相关部门及平台的合力打击下,此类虚假视频为何屡禁不止?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。

  虚构骑手身份,捕捉“流量密码”

  7月16日,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公安局接到外卖平台公司举报称,某视频账号“小王哥的旅途”冒充外卖骑手,拍摄和发布虚假摆拍视频。民警调查找到了“小王哥”钟某,钟某对其冒充骑手、编造虚假信息引流的行为供认不讳,经民警批评后,才删除全部视频,销毁涉事衣物并提交悔过书。

 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发布的《灵活就业类谣言传播机制与治理路径研究》报告指出,涉“骑手、网约车司机”的谣言年增长率超过150%,其中涉“骑手”相关谣言较多,占灵活就业比例达28.72%。

  研究发现,这些谣言主要涉及收入状况、与平台关系、行业政策等,一些博主故意利用公众关注和同情心,捏造、夸大、歪曲信息,虚构图片,制造虚假人设,策划对立情节,故意卖惨营销。

 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告诉记者,这些博主选择以外卖员、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形象发布虚假视频,本质上是对“流量密码”的精准捕捉。

  “新就业群体是城市生活的‘毛细血管’,贴近大众日常,其工作感受易引发共鸣,营销号通过放大或虚构他们的艰辛,能快速刺激公众情绪,引发社会关注。同时,这类视频模仿成本低,降低了造假门槛。”谢永江分析说。

 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,不同平台的外卖骑手服装均有售卖,头盔、马甲、T恤、外衣的售价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。一件外卖骑手服装、一辆电动车,对着手机镜头说一段话,一条难以辨别真假的视频可能随后就出现在了网上。

  通过卖“爆款”课、直播带货变现

  某外卖平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经分析发现,一些涉外卖骑手的虚假视频账号,其运作模式有明显的套路化特征:先是虚构各类悲惨故事,然后针对爆款视频传授个人经验,最后私域卖课转化牟利。

  “一旦出现爆款内容,不法分子便利用‘复盘视频’的方式将网友引流到私域,并通过售卖‘短视频学习课程’变现。”该工作人员说。

  上述仅送过3天外卖的男子,在相关视频热度增长后,又发布了名为“视频上了1000多万大热门,我究竟做对了什么”的视频,并以“下单99元面膜附赠短视频课程”的套路,诱导网友购买课程。

  在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张凌寒看来,新就业群体的工作场景贯穿于公共空间与私人场域之间,天然连接起不同社会场景的叙事桥梁。他们的劳动状态与生活境遇,本身就是公众关切的社会议题。“营销号选择这些群体作为剧情主体,是找到了一条低成本、高回报地生产‘情感商品’并能最大化变现流量的捷径,这是商业逻辑对社会现实的符号化利用与消费。”张凌寒说。

  对此,张凌寒认为,这一乱象带来的最直接危害,是将一个真实、多元而鲜活的劳动者群体,简化为脸谱化的戏剧人设,冒犯了劳动者的个体尊严,剥夺了其真实复杂的个体表达,可能使公众对这些劳动者形成偏见。

  “如果任由此类虚假视频泛滥传播,会形成多维度的负面连锁反应,包括扭曲公众认知,伤害群体声誉,消解社会善意,透支公众同情心,破坏平台生态。”谢永江说。

  如何破解虚假视频治理难题

  针对恶意虚假摆拍等短视频营销乱象,监管持续加码。今年4月起,中央网信办连续开展整治短视频领域恶意营销、自媒体发布不实信息专项行动,包括从严打击恶意虚假摆拍、散布虚假信息等乱象,重点整治通过剧情摆拍、拼凑剪辑等方式编造事件、虚构或夸大情节等行为。但相关乱象仍然存在。

  上述外卖平台工作人员分析认为,查办难、处罚轻是虚假视频乱象屡禁不止的原因。“摆拍视频虽然给相关企业造成了损失,但如何量化社会危害性成为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办案的难点。此外,在一些案件中,不法分子制作的视频虽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,但因为没直接诈骗钱财,最终仅被行政处罚。”该工作人员说。

  张凌寒认为,成本低、收益高是虚假视频顽疾难以根除的原因。“此类视频制作成本低廉,一旦成为‘爆款’,流量收益极为可观,只要这个底层逻辑不变,营销号便会用层出不穷的变体来规避审查,使得清理行动如同‘修剪枝叶’,而根系依然在蔓延。”

  治理此类虚假视频乱象,谢永江建议,构建“监管-平台-行业-公众”的协同治理体系:包括明确虚构剧情并误导公众的违规标准,短视频平台应对违规账号实施阶梯处罚;对靠虚假视频牟利的营销号,可联合市场监管部门追究民事责任,提高违法成本;短视频平台也要提升审核能力,识别“高风险特征”,精准识别行业内的虚假细节。

  此外,谢永江强调,还要激活新就业形态行业的自净力量,外卖、网约车平台应及时核对人员身份,公开举报渠道,鼓励从业者举报冒用身份的摆拍行为。

  张凌寒认为,要实现更深层次治理,短视频平台还需要从内容管理转向生态治理。首先,平台需要对算法的价值取向负责,通过调整推荐权重,系统性降低虚假、煽情、对立内容的传播,让博眼球不再是获取流量的捷径。其次,对于批量制造虚假叙事的MCN机构和营销号,要建立起贯穿各平台的责任追究与联合惩戒机制,提高其违法违规成本。(工人日报 记者 陶稳) 【编辑:刘欢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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