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集成灶网点全国各统一售后服务电话

　　穿骑手制服，立虚假人设，拍“诉苦”视频，吸引流量后卖课、直播变现……

　　【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】虚假短视频为何“紧盯”外卖小哥？

　　门槛低、易共情，查办难、处罚轻，专家建议强化协同治理，铲除虚假内容传播土壤

　　阅读提示

　　短视频平台上，一些营销账号紧盯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虚假摆拍，引发关注。在相关部门及平台的合力打击下，此类虚假视频却屡禁不止。专家认为，查办难、处罚轻是其原因。需要构建“监管-平台-行业-公众”的协同治理体系，同时，短视频平台也需要从内容管理转向生态治理。

　　“有些外卖真的不要再吃了，我真的不忍心往你们手里送”“老板用黑乎乎的手抹料”……近日，一名身穿外卖骑手服装的男子在网上吐槽食品安全，该视频被广泛传播。

　　据外卖平台通报，自6月中旬起，该男子发布的数十条视频中，都是身穿外卖骑手服装，哭诉自己“凌晨4点送外卖”“每天跑十几个小时外卖”“一个差评一天白干”等悲惨经历。经核实，该博主实际仅送了3天外卖，累计10单。而且该博主拍摄的视频内容，与此前被认定为虚假摆拍账号的内容和风格雷同。

　　这些视频是巧合还是有剧本？一些虚假视频为何紧盯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？在相关部门及平台的合力打击下，此类虚假视频为何屡禁不止？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。

　　虚构骑手身份，捕捉“流量密码”

　　7月16日，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公安局接到外卖平台公司举报称，某视频账号“小王哥的旅途”冒充外卖骑手，拍摄和发布虚假摆拍视频。民警调查找到了“小王哥”钟某，钟某对其冒充骑手、编造虚假信息引流的行为供认不讳，经民警批评后，才删除全部视频，销毁涉事衣物并提交悔过书。

　　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发布的《灵活就业类谣言传播机制与治理路径研究》报告指出，涉“骑手、网约车司机”的谣言年增长率超过150%，其中涉“骑手”相关谣言较多，占灵活就业比例达28.72%。

　　研究发现，这些谣言主要涉及收入状况、与平台关系、行业政策等，一些博主故意利用公众关注和同情心，捏造、夸大、歪曲信息，虚构图片，制造虚假人设，策划对立情节，故意卖惨营销。

　　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告诉记者，这些博主选择以外卖员、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形象发布虚假视频，本质上是对“流量密码”的精准捕捉。

　　“新就业群体是城市生活的‘毛细血管’，贴近大众日常，其工作感受易引发共鸣，营销号通过放大或虚构他们的艰辛，能快速刺激公众情绪，引发社会关注。同时，这类视频模仿成本低，降低了造假门槛。”谢永江分析说。

　　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，不同平台的外卖骑手服装均有售卖，头盔、马甲、T恤、外衣的售价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。一件外卖骑手服装、一辆电动车，对着手机镜头说一段话，一条难以辨别真假的视频可能随后就出现在了网上。

　　通过卖“爆款”课、直播带货变现

　　某外卖平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经分析发现，一些涉外卖骑手的虚假视频账号，其运作模式有明显的套路化特征：先是虚构各类悲惨故事，然后针对爆款视频传授个人经验，最后私域卖课转化牟利。

　　“一旦出现爆款内容，不法分子便利用‘复盘视频’的方式将网友引流到私域，并通过售卖‘短视频学习课程’变现。”该工作人员说。

　　上述仅送过3天外卖的男子，在相关视频热度增长后，又发布了名为“视频上了1000多万大热门，我究竟做对了什么”的视频，并以“下单99元面膜附赠短视频课程”的套路，诱导网友购买课程。

　　在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张凌寒看来，新就业群体的工作场景贯穿于公共空间与私人场域之间，天然连接起不同社会场景的叙事桥梁。他们的劳动状态与生活境遇，本身就是公众关切的社会议题。“营销号选择这些群体作为剧情主体，是找到了一条低成本、高回报地生产‘情感商品’并能最大化变现流量的捷径，这是商业逻辑对社会现实的符号化利用与消费。”张凌寒说。

　　对此，张凌寒认为，这一乱象带来的最直接危害，是将一个真实、多元而鲜活的劳动者群体，简化为脸谱化的戏剧人设，冒犯了劳动者的个体尊严，剥夺了其真实复杂的个体表达，可能使公众对这些劳动者形成偏见。

　　“如果任由此类虚假视频泛滥传播，会形成多维度的负面连锁反应，包括扭曲公众认知，伤害群体声誉，消解社会善意，透支公众同情心，破坏平台生态。”谢永江说。

　　如何破解虚假视频治理难题

　　针对恶意虚假摆拍等短视频营销乱象，监管持续加码。今年4月起，中央网信办连续开展整治短视频领域恶意营销、自媒体发布不实信息专项行动，包括从严打击恶意虚假摆拍、散布虚假信息等乱象，重点整治通过剧情摆拍、拼凑剪辑等方式编造事件、虚构或夸大情节等行为。但相关乱象仍然存在。

　　上述外卖平台工作人员分析认为，查办难、处罚轻是虚假视频乱象屡禁不止的原因。“摆拍视频虽然给相关企业造成了损失，但如何量化社会危害性成为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办案的难点。此外，在一些案件中，不法分子制作的视频虽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，但因为没直接诈骗钱财，最终仅被行政处罚。”该工作人员说。

　　张凌寒认为，成本低、收益高是虚假视频顽疾难以根除的原因。“此类视频制作成本低廉，一旦成为‘爆款’，流量收益极为可观，只要这个底层逻辑不变，营销号便会用层出不穷的变体来规避审查，使得清理行动如同‘修剪枝叶’，而根系依然在蔓延。”

　　治理此类虚假视频乱象，谢永江建议，构建“监管-平台-行业-公众”的协同治理体系：包括明确虚构剧情并误导公众的违规标准，短视频平台应对违规账号实施阶梯处罚；对靠虚假视频牟利的营销号，可联合市场监管部门追究民事责任，提高违法成本；短视频平台也要提升审核能力，识别“高风险特征”，精准识别行业内的虚假细节。

　　此外，谢永江强调，还要激活新就业形态行业的自净力量，外卖、网约车平台应及时核对人员身份，公开举报渠道，鼓励从业者举报冒用身份的摆拍行为。

　　张凌寒认为，要实现更深层次治理，短视频平台还需要从内容管理转向生态治理。首先，平台需要对算法的价值取向负责，通过调整推荐权重，系统性降低虚假、煽情、对立内容的传播，让博眼球不再是获取流量的捷径。其次，对于批量制造虚假叙事的MCN机构和营销号，要建立起贯穿各平台的责任追究与联合惩戒机制，提高其违法违规成本。(工人日报 记者 陶稳) 【编辑:刘欢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