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长远看，筑牢防汛安全堤坝，还须增强城市韧性。传统城市排水系统在暴雨面前常显不足，易引发内涝灾害。在城市更新行动中，应当积极建设海绵城市，增建下沉式绿地、透水铺装、调蓄池等设施，从而有效减少地表径流，延缓洪峰形成，降低内涝风险，同时促进雨水资源化利用和地下水补给，切实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和可持续发展。
在城市工作的重点任务和评价体系上，本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2015年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性拓展和深化，部署了城市工作的七大重点任务，提出要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，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重要抓手。
李瀚明进一步分析，西安接近中国的几何中心，这样的地理位置飞国内任何地方都很便利。加上西安产业发达，又是旅游胜地，这些因素让西安国内客流常年处于高位，间接影响了打造国际枢纽的必要性。此外，也是因为接近国内几何中心，西安无论哪个方向的洲际航线，都得使用宽体机。二线枢纽用宽体机飞国际线，往往存在客流不足、上座率不高的情况。
“有些地区出现了多个国际航空枢纽的格局。比如华南的广州、深圳，西南的成都、重庆、昆明，西北的西安、乌鲁木齐。但与成渝不同的是，西北地域辽阔，西安与乌鲁木齐距离非常远，两个枢纽生态位截然不同。”
统一战线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，而是渗透在抗战每个细节中的“鲜活力量”。它如同一条坚韧的“纽带”，以“平等尊重”的理念和“民族大义”的召唤，将原本分散的力量紧紧缠绕，激发出“1+1>2”的聚合效应，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抗战救亡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让同仇敌忾、共御外侮成为超越分歧的精神旗帜和民族意志。
在民族面临危亡之际，中国共产党站了出来。1935年，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，首次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。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策略调整，而是一场“破局之战”——它打破了阶级、党派、地域的壁垒，将工人、农民、小资产阶级、民族资产阶级，甚至地方实力派、爱国绅士都纳入“抗日大家庭”。正如《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》中呼吁的：“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，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，大家都应当有‘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’的真诚觉悟，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，以便集中一切国力(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、武力等)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。”1937年9月22日，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》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，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共合法地位。至此，从井冈山的红军到淞沪前线的十九路军，从陕北的窑洞到上海的四行仓库，所有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，终于找到了共同的“主心骨”。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国民党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让山河破碎的中国陷入“一盘散沙”之困。日本侵略者叫嚣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，正是看准了当时中国社会的“裂痕”：学生罢课被镇压，工人罢工遭查禁，农民抗租被打压，各党派、各阶层在“合作”与“隔阂”间徘徊。
据悉，此次“崇军月”系列活动，是阳朔县通过文旅资源与军旅情怀的深度融合，谱写“军民同心筑梦，山水礼赞英模”的时代新篇，更是深化双拥创建、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生动实践。(完)
